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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得我童年時，母親有一件糟得不能再糟的冬季外套，它是一件藍色艾迪堡（EddieBauer）的尼龍連帽雪衣，過度填塞的羽絨鬆垮走樣，使它看起來邋遢極了。外套表面似乎永遠被覆著一層淺棕色的灰塵，還殘留著鹽巴及沙石與黏糊糊的小手所留下的印漬。

我整個童年時期，母親都兼職當一名律師；那個年代，女人從事法律是不太尋常的。大部分的傍晚時刻，當她在煮晚餐時，我和哥哥弟弟們會跟母親一起待在廚房 ──她紅褐色的皮製公事包被丟到廚房的長桌上，鞋子放在一個擠爆的檔案櫃旁，邋遢的藍色外套仍擱在她的背上。母親看起來筋疲力竭、精神渙散，但總會盡可能 地聽我們三個孩子爭相報告當天發生的大小瑣事。孩提時代，我不記得自己對於母親在外工作曾感到介意。我以她為榮，即便我很早就意識到她所賺的錢並不是家庭 幸福的關鍵，因為她的工作對我們家來說，其實是造成虧損的（把照顧孩子的費用也算進去的話）。

有其母必有其女。我在一間大型的稅法公司展開自己的事業，擔任一個兼職合夥人的職位。我原本打算在第一個女兒出生後，以兼差的方式來做這份工作，但我的計 畫在接到一通資訊部門的來電之後受到阻撓，他們捎來的「好消息」是：智慧型手機的預約單已經等到了，一隻閃亮新穎的黑莓機正在我的辦公室等著我。我僵住 了，知道這通電話意味著：在上音樂課程時得檢查電郵，一直到晚上和整個週末，都得讓客戶找得到我，也就是說，沒有真正的下班時間──我對兼職的想法和被黑莓機拴住的生活形態是相互矛盾的。

我的恐懼不是毫無根據的，法律在本質上就是一種顧客導向的事務，我所想的兼職任用的黃金入場卷，結果可能只是首幻想曲，因此我有了其他的選擇──一個兼職、任期制的法律教授，沒有二十四／七（註：一天二十四小時、一週七天）都要找得到我的要求。

另外，我也可做自己最愛的事──研究、寫作和教書。我以教授身分出版的第一本書，就是在我最小的女兒還是貝比、需要整晚照料時完成的，當時每隔四小時餵過 奶之後，我強迫自己逃離催產素伴隨而來的迷濛狀態，坐在電腦前工作直到其他家人醒來。先生在這些敏感時刻努力地維持家庭，並始終支持我事業的選擇，即便我 的工作收入根本不足以支付所有費用。

今年我轉換學校，擔任一份全職工作，它提供我前一個工作所欠缺的晉升機會，讓我的事業更上一層樓。是的，這份工作同時也讓我不得不和女兒們分離──但從母 親那兒我學到了，不論對自己或對女兒們來說，我有責任要工作──女人是有能力追求事業和母職，並從兩者之中受惠，提供給孩子們一個活生生的榜樣。

母親最近慶祝自己在一個政府法律團體工作四十週年──那是在我孩提時代她就投入的工作。為此，她用電郵發了一封家書，信上說她被拔擢至僅次於老闆底下一個 層級的職位，她很引以為傲，而我也以她為榮。工作對她或對我們家而言，不總是輕鬆如意的，但我現在了解工作帶給母親的獨立感和成就感──在她孩子們畢業離 開家後，仍能長久維持下去，如同她今天提醒我的，錯過幾場無法符合我們家庭行程的籃球比賽，或忽略幾堂幼童芭蕾課都無妨，孩子們還是會一樣傑出，而我就是 個活見證。

不久前，有一次我迫不得已帶著女兒一起去工作，她坐在教室後方，埋首於一本科幻小說中，我則全心投入在上一堂商業稅法課，她偶爾會抬起頭，無聊地望一望。 下課後，我告訴女兒，自己當年陪同母親去工作的情況：外婆在她的辦公室裡接一通生意上的電話時，我把褲子給尿濕了，因為不知道廁所在哪。我向女兒解釋，當 時的情況可能更糟。

許多個傍晚，我總希望自己可以不用趕著回家、穿著把腰弄得極不舒適的上班服裝烹煮晚餐，匆忙地陪孩子們做完家庭作業後，才能爬上床，在入睡前花幾分鐘和先 生獨處。但一想到要離職時，就像在考慮我的腿要不要截肢一樣。對我而言，工作是尊嚴，是呼吸，若先生和我的婚姻發生任何狀況，它是未來的安全網；工作也是 女兒們的榜樣，她們極可能也會在自己生命中經驗到同時得兼顧好幾件事的局面。

近來，我九歲大的女兒努力想在漫長的一天結束後，使我高興起來，她用自己最擅長的草寫體，在一張工作用紙上寫著：媽媽：
司機
主廚
法律專家
老師
讀者
電腦高手
打掃專家
採買家
游泳選手
園藝家
室內裝修家

以及更多！
總是名列第一。

或許孩子們真的領悟其中的意涵。我會心一笑，然後將這張字條放進我的口袋裡。

本文出自《媽咪不用太完美：47位時代新女性找出家庭事業平衡力》大好書屋